青云县的山路比记忆中更颠簸。

皮卡车的底盘不时刮过裸露的岩石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陈默坐在副驾驶，手里抱着一台厚重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是品控APP的后台数据——红色预警标志密密麻麻。

“就是前面那个村。”他指着一个山坳里的聚居点，“松林合作社，有二十七户社员，主要种高山茶叶和竹笋。上周抽检，三批茶叶的农残检测都接近临界值。”

我放慢车速。村口的老樟树下，已经聚了十几个人。为首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，手里攥着一根竹烟杆。

车刚停稳，老农就迎了上来，脸色黝黑，皱纹像刀刻般深。

“林老板是吧？”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，“我是松林合作社的社长，张大山。”

“张社长，您好。”我伸手。

他没握，只是用竹烟杆指了指身后的村民：“今天大家伙儿都在，想跟林老板讨个说法。”

气氛不太对。我看了眼陈默，他微微摇头，示意情况比电话里说的更复杂。

合作社的活动室里挤满了人。墙上挂着“科技兴农”“合作共赢”的标语，但此刻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焦躁。

“林老板，”张大山开门见山，“你们那个规矩，太严了。茶叶采下来要马上分级，不能过夜；包装要用指定的袋子，不能用自家的；每一批都要登记什么……用药记录。我们祖祖辈辈种茶，没这么麻烦过。”

有人附和：“就是！以前卖给贩子，过个秤就拿钱。现在倒好，还得学用手机拍照上传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哪会？”

“还有，”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，“你们说按标准给高价，可上个月我家的茶叶，你们说‘有虫眼，品级不够’，硬是压了三成的价。早知这样，我还不如卖给隔壁县的老王！”

七嘴八舌的抱怨像潮水般涌来。陈默想解释，被我按住了。

等声音稍微平息，我才开口：“张社长，各位乡亲，我先说三件事。第一，上个月那批茶叶，我们不是压价，是按规定分级——有虫眼的是B级，价格是A级的七折。这个标准，签合同时大家都认可了。”

“第二，用药记录不是为难大家。”我打开手机，调出一份文件，“这是上个月省里抽检的结果，隔壁县有批茶叶农残超标，被全部销毁，合作社赔了二十多万。我们要求记录，是保护大家，出了事能说清楚。”

“第三，”我顿了顿，“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规矩太严，可以退出。合同里有条款，提前终止合作，我们按剩余期限补偿。绝不让大家吃亏。”

活动室里安静下来。张大山猛吸了几口烟，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盘旋。

“林老板，”他声音低了些，“我不是要为难你。但你得明白——我们信你，才跟你签合同。可这大半年下来，钱没多挣多少，规矩倒是一大堆。村里有人说了，你们这是‘资本主义剥削’。”

这个词很重。陈默脸色变了。

我反而平静下来：“张社长，那我问您几个问题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您家的茶叶卖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……一百二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按你们的分级，A级的一百八，B级的一百二。”

“那您是愿意都卖一百二，还是分一分，好的卖一百八，次的卖一百二？”

张大山不说话了。

“还有，”我继续，“以前卖给贩子，是不是经常压秤、拖欠货款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