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历史现场)

登基大典的闹剧结束后，紫禁城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，但一种无形的、更令人窒息的压力，却沉沉地压在了摄政王载沣的肩头。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哥哥（光绪）和太后（慈禧）阴影后面的年轻王爷了。如今，他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（至少在名义上），一个三岁皇帝的代理人和守护者。这份“天降大任”，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兴奋，只有夜不能寐的焦虑和如履薄冰的恐惧。

摆在载沣面前的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：

1. 一个空荡荡的国库： 《辛丑条约》的巨额赔款像一座大山，年年抽血。朝廷寅吃卯粮，地方税收常常收不上来，办什么事都缺钱。

2. 一群虎视眈眈的列强：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像个国中之国，铁路沿线驻着外国兵，动不动就提出各种苛刻要求，动不动就“抗议”。

3. 遍地烽火的“乱党”： 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，虽然屡次起事失败，但就像原上草，烧不尽，吹又生。他们的思想在南方新军和留学生中悄悄传播，让载沣一想起来就头皮发麻。

4. 一群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： 经过庚子之变和“东南互保”，汉人督抚如袁世凯、张之洞等人，手握重兵和财权，对中央的谕旨常常阳奉阴违，朝廷的权威大打折扣。

载沣深知，要稳住局面，必须抓住最核心的东西——军权。而当时最强大、最现代化的军队，就是北洋新军。这支军队的魂，就是那个被慈禧赶回老家“养病”的袁世凯。

袁世凯人虽在河南彰德洹上村披着蓑衣当“渔翁”，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。北洋六镇的将领，多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，只听“袁宫保”的招呼。朝廷的军咨府（总参谋部）和陆军部，根本指挥不动这支虎狼之师。

载沣对袁世凯，有着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恐惧。一方面，源于哥哥光绪皇帝的遭遇（普遍认为光绪因袁世凯出卖而被囚），这是家仇；另一方面，袁的权势和野心，让他感到巨大的威胁，这是国患。他天真地认为，只要把袁世凯踢出局，就能把军权收归满族亲贵手中，巩固皇族统治。

于是，在几位年轻的满族少壮派亲贵（如载涛、载洵、良弼等）的支持下，载沣开始了他艰难而幼稚的“集权”行动。

第一步：驱袁。 他以赴日考察军事归来、精通陆军业务的留日士官生良弼等人为骨干，试图渗透和控制北洋军。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（1909年1月），载沣以皇帝名义下旨，以袁世凯“现患足疾，步履维艰”为由，勒令其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这道旨意看似客气，实则是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，一脚把他踢回了老家。

旨意发出后，载沣和少壮派亲贵们暗自得意，以为去了心腹大患。载沣甚至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为哥哥光绪出了一口恶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