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(历史现场)**

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正月二十六日，紫禁城太和殿前，卤簿仪仗森严，文武百官肃立。阳光照在琉璃瓦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，也照在年轻皇帝载淳略显紧张又强作镇定的脸上。

今天，是他“亲政”的大日子。

按照两宫太后（主要是慈禧太后）的安排，在皇帝大婚并年满十八岁后，就该“撤帘归政”，让皇帝自己当家做主了。表面文章做得十足：撤去了象征太后垂帘听政的珠帘，隆重的亲政大典在太和殿举行，载淳端坐龙椅，接受王公大臣的山呼万岁，仿佛大清帝国这艘巨轮的舵盘，终于交到了他的手中。

仪式结束，百官退朝。载淳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太和殿龙椅上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摸了摸冰冷的龙椅扶手，又抬头望了望金銮殿高耸的藻井。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上心头——自由？权力？还是……责任？

“朕是皇帝了！真正的皇帝了！”他心中默念，一股久违的热血在胸中激荡。他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什么，证明自己，摆脱那无处不在的阴影。

回到养心殿，载淳立刻召见了他的师傅们，尤其是他比较信任的翁同龢（时任翰林院侍讲）。

“翁师傅，”载淳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，“朕既已亲政，当有一番作为！你看，眼下朝中内外，何事最为紧要？吏治？民生？还是……洋务？”

翁同龢看着眼前年轻气盛的皇帝，心中既欣慰又隐隐担忧。他斟酌着字句：“皇上锐意图治，实乃社稷之福。臣以为，吏治乃根本。澄清吏治，选贤任能，则纲纪振，百事可兴。另外，民生多艰，尤需圣心轸念……”

“说得好！”载淳一拍桌子，“朕也是这么想的！那些个贪官污吏，尸位素餐，朕早就看不惯了！”他脑海中闪过几个平日里名声不佳的官员名字，“还有，朕听说京城内外，河道淤塞，一下大雨就淹，百姓苦不堪言！得治！得花钱修！”

翁同龢连忙点头：“皇上圣明！修河利民，确是善政。只是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，“所需银两浩大，如今国用艰难，需得从长计议，妥善筹措才是。”

“筹措？国库没钱吗？”载淳皱起眉头，“朕看内务府报上来的开销，给宫里修园子、办庆典，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！怎么到了给百姓修河，就‘国用艰难’了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也高了起来，“朕看，是有些人的心思没放在正道上！”

翁同龢不敢接这话茬，只能低头沉默。他心里清楚，皇帝说的“有些人”，指向性太明显了。宫里的开销，尤其是太后那边的用度，谁敢轻易置喙？

载淳却不管这些。亲政的兴奋感冲昏了他的头脑，他觉得自己现在金口玉言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当即让太监铺纸研墨，准备亲自写一道谕旨：一要整顿吏治，严查几个他看不顺眼的官员；二要拨款治理京城附近几条重要的河道。

他提起朱笔，笔走龙蛇，感觉从未如此畅快淋漓。这道谕旨，就是他作为真正皇帝的宣言！

然而，载淳还是太年轻，太天真了。他忘了，珠帘虽然撤了，但那双掌控一切的眼睛，从未离开过。

他的谕旨，按照程序，需要先送到“内奏事处”，由那里的太监登记、分类，然后……转呈给谁呢？名义上，皇帝亲政，奏折直达御前。但实际上，内奏事处的掌权太监，都是慈禧太后的人。那道言辞激烈、直指某些官员甚至隐隐触及宫内开销的谕旨，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储秀宫慈禧太后的案头。

慈禧看着儿子这道充满“锐气”和“棱角”的谕旨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她慢条斯理地拿起朱笔，没有直接批驳，而是在上面画了几个圈，批了几个字：“交军机处议奏。”

这轻飘飘的五个字，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。

军机处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朝廷的中枢。军机大臣们是什么人？那都是慈禧太后精挑细选、深谙“圣意”（主要是慈禧的意）的老狐狸。他们收到这道“议奏”的谕旨，心领神会。